股市一路狂泻，恐慌和失望一路蔓延。人们在追问底在何处，政府会否出手“救市”。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共生关系，又让人们把担忧进一步推向宏观经济，人们担心宏观经济及其调控会让资本市场雪上加霜。平抑通胀已明确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作为调控利器的货币紧缩政策，就很有可能构成股市进一步下跌的导火索。在实体经济的变化真正产生之前，股市更容易测量的，是投资者对政策的心理预期。

　　大小非、印花税、创业板，成为股市动荡的敏感词汇，政府的调控力量不断被召唤。大小非解禁本来是股改遗留的问题，当年的承诺，到期理应兑现，问题在于兑现的方式。调低印花税的呼声渐起，人们开始追念“5·30”之前的黄金时期。采用税收杠杆，现在是不是合宜，能否力挽颓势，还是未知数。而在市场信心近乎崩溃的情势下，创业板的推出是否会有排异反应，更需要时间来验证。

　　信心危机困扰着股市，通胀和宏观调控带来的不确定又使得股市玄之又玄。而股市本身的病灶和痼疾，更加重了市场的迷茫。资本市场整个市场的重要环节，如何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管理机制，从制度上保障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与公开，如何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得以实质性改革，是亟待解决的命题。股市有风险，然而并不能没有风险监控。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政策不确定的期待，加大了股市的信任危机。唯有理顺关系、明确权责、健全法制，中国股市才能彻底从顽疾中康复，走向我们渴望已久的“伟大的博弈”。

　　近期，本报特邀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分析师陶冬，中银国际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纪鹏，原(台湾)中华金融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共同探讨宏观经济和股市走向，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69期。

　　全球同此震荡

　　《21世纪》：您认为当前股市震荡是阶段性调整还是长期性熊市的前奏？股市一路走低的原因何在？

　　刘纪鹏：股市震荡趋势取决于政策，如果政策能够及时纠偏，尽快对包括“印花税”和再融资等问题做出科学规划，恢复市场信心，这种震荡就是暂时的，因为市场本身完全具备恢复正常发展的内在能力。如果市场和监管部门的对立情绪迟迟得不到缓解，这就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目前来看，货币紧缩政策并不是震荡的第一要因，货币政策可以导致钱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曲线看，根本不是缺钱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大家不愿意进入这一个市场。所以，宏观政策和央行的金融货币政策，并不是制约市场发展的最主要矛盾。

　　陶冬：2008年的股市震荡是一种全球金融现象，虽然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和出口相关联的企业的比例很小，因此受美国衰退的影响较低，但是市场气氛是共通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香港上海两地上市，中国与外部市场之间的情绪上互动越来越强。我认为这是导致中国A股市场低迷的外围因素。

　　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存在其自身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状态，部分开发商现金流的资金面有断裂的可能。企业第一季度的盈利前景不容乐观。加上大小非解禁等其他因素，都给中国股市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通货膨胀恶化，又可能带来进一步的宏观调控，这些不确定性都给市场心理带来很强的压力。

　　霍德明：我一直觉得中国股市的情况和全球股市有关系，同时跟中国经济、政府政策是相关的。总体来看，今年全球经济可能不太乐观。不过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过去的几年里，世界经济发展缓慢，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于是大家担心中国今年的经济政策可能有一些比较重大的调整。调整过程最主要是指政策上想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可能会采用很强烈的宏观调控的手段，股市是人们对政策信心的一种反映。目前的中国股市的状况，是货币紧缩政策效果的初步显现，不是信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都是很好的。尽管货币政策现在并没有紧缩，人们还是对政策有心理预期。

　　曹远征：现在股市主要是心理预期上的影响，是一个信心走低的问题，因为基本面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信心什么时候恢复了，股市也就能恢复。

　　次贷危机导致的是国际资金从亚洲撤回去，因为它首先要弥补公司的损失，特别是很多基金、投资银行，它会把在亚洲赚的钱去补次贷投资上的损失。资金从亚洲撤出，是引起股市大起大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比较乐观的估计，应该在今年8月或明年年初，次贷风暴的高峰期才可能会过去，资金从亚洲撤出的趋势才有可能扭转。之后国际资本会不会再回到亚洲市场不好判断，至少从亚洲撤资的动机不会很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