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2007年初开始，关于国际投资银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话语权”的言论便层出不穷。论者谓，这些国际投行滥用自己的研发优势，在中国资本市场雄起的时候一味唱衰打压，寻找最佳买点；而在暴跌时落井下石，加速市场恐慌，为他们成功抄底制造舆论攻势。于是，中国资本市场就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而追随这些国际投行的指挥棒翩翩起舞，成为它们瓜分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筵席。

　　上述言论难免被贴上“经济民族主义”的标签。但不可否认，从中国资本市场诞生的那一刻起，无论是游戏规则还是价值评估体系，均完全移植自资本市场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从诞生起就已经将话语权和定价权完全交给了国际投行，而不是近几年才开始有这个问题。要知道，国际投行作为有利益诉求的主体，如果认为它们的研究报告完全建立在公正的价值评估立场上，而没有任何利益诉求，那只能怪自己太傻太天真。

　　问题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种由国际投资银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的状况，势必造成政府在制定资本市场公共政策时唯国际投行的言论马首是瞻，从而成为中国金融安全的极大隐患，也给国际投行牟取政策暴利创造了极大的空间，造成中国资本财富的制度性流失。这种状况，无论在“四大行”改制上市，还是QFII战略投资中国A股获取巨额暴利一事上都已经体现无遗，任何一个关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人无不深表忧虑。

　　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资本市场本次“精准”地按照国际投行的预测暴跌50%的过程中，国内打响了一场争夺中国资本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的自卫反击战，对于国际投行的唱空言论进行炮轰，并给带有国际投行背景的谢国忠、许小年们贴上“金融汉奸”的标签。

　　但可惜的是，国内专家并没有赢得投资者的信任，中国资本市场的曲线似乎更听国际投行的指挥，特别是，包括巴黎百富勤、摩根大通在内的投行对中国资本市场政策的把握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无论是加息还是提高准备金率，甚至政府出台印花税救市的时机，都基本和他们的预测并无二致。相反，本土的专家从5000多点开始就失去了对大盘的正确研判，误导投资者迷失在政府“救市”的幻觉中，最后导致恐慌和大规模崩盘。毫无疑问，国内专家无论在专业水准还是对政策的把握上，都已经和国际投行不能相提并论，也已失去投资者的信任和专业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