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沪深两市创下本轮调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究其理由，确实存在诸多利空的因素。首先，可能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存款准备金率1%的上调。而且，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所释放的信息是，热钱的流入成为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最大祸首。政府资本管理的力度会不断加大，这也会冲击到股市的流动性。其次，越南金融危机中逃离的游资随时可能进入一个具有较高收益的栖息地，因此，政府不会像以往那样轻易救市，让游资侵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消化了这种观点，在股市下挫的时候，看空的情绪在不断膨胀。第三，中国建筑IPO获批，也让市场滋生几分寒心，因为在熊市的时候，资金的索取是件很让人敏感的事。何况越南股市大跌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IPO的规模和频度太大。第四，油价高企，周边市场股价大跌，多少给世界经济的走势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对外依存度又那么高，从越南高通胀弱出口的变化中，也多少会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增添几分担忧。第五，技术调整。印花税调整后的缺口终于找到了弥补的机会。

　　但不管怎样，近8%的单日跌幅还是让人感到有失常态——很难从上述过于理性的说明中找到满意的诠释。所以，它可能是一种过度反应，也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所谓过度反应，根据就在于人们没有预料到央行此时此刻会加大力度去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因为汶川大地震后，市场的预期确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家园重建、股市振兴和奥运经济繁荣等原因，大家曾认为宏观调控的力度会减缓。其次，美元降息已告一段落，而5月份的CPI市场普遍认为有所缓解。所以，即使加大调控力度，也应该像以往一样，等相关数据公布后再采取行动也为时不晚。如果到那时央行认为我国负利率问题依然严重，也应该按照市场的预期去加息。第三，国际石油价格高企，美元指数反弹，外汇储备增加等因素，给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汇率政策——人民币升值，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和必要性。而货币政策对外汇占款型的流动性过剩和成本输入型的通胀问题等，效果却十分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预期汇率政策更加频繁地实施，来缓解外汇占款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央行不仅没有放松宏观调控的力度、继续宏观调控的数量调整方法，反而与前几次0.5%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不同，通过一次性就增加1%的幅度(近期人民币汇率不升反贬的状况也时有出现)，向海内外释放了我国央行当前依然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强大压力和继续执著地采用数量调整方法进行宏观调控的信息。央行的这一行为大大出乎了人们的预料！人们在恐慌中重新开始梳理中国的宏观经济信息，从而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

　　首先，市场开始意识到外汇占款的严峻程度有增无减。这是因为新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显示，中国在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下，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增加，由此引起的外汇占款问题继续恶化，这种流动性过剩问题随时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已经在高位的、由成本型通胀输入所形成的物价水平。于是，选择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方法，对控制货币流动性或由此引起的通胀水平，央行可能认为效果更直接、更强烈。这次上调预计能冻结银行贷款资金4000多亿元！尽管近期中国物价水平的高涨趋势是全球性现象，属于成本输入型通胀，不少学者也都认为货币政策对其控制能力十分有限；但是，央行从整体宏观经济的表现上判断：数量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更为直接地控制企业的投资规模，从而减少其对外部初级产品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需要资金扶持的产业就必然受到重创。今天，我们不得不看到资金密集型的银行和地产板块的抛盘行为深深地拖累了大盘。

　　其次，人们在近8%的过度反应后才开始从央行大力度的1%的上调中开始“学习”到这一道理：灾区家园重建的工作产生不可忽视的投资放大效应。目前，在财政政策的积极推动下，灾区复兴经济活动正在有序和有规模地进行，但是，它会带来不可忽视的流动性供给的放大效应和投资过热的问题，而且它反映到物价水平的变化还存在时滞效应，所以，等到发现问题严重，已经为时过晚。从这个意义上讲，央行这次出台存款准备金率上调1%措施，正是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试图起到配合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效果——引导资金真正向灾区家园建设的方向转移，而不会恶化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已经面临着严重挑战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缺口补完后，灾区板块或相关题材会被看好。

　　第三，对新一轮的中美战略对话，尤其是将被提出的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升值等核心内容，中国政府可能想通过这种强有力的数量调整方法的实施，来阐明自己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判断以及所应采取的政策立场。在当前美国次贷风波尚未平息，亚洲小国(尤其是越南)受到游资冲击的程度在不断加大的形势下，贸然开放资本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流动性过剩的严峻态势；另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虽然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流动性过剩和成本输入型的通胀问题，但是，从近期越南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通过调高本币价值就能够抵御外部通胀对本国产业增长的负面冲击，尤其是在东亚对外依存型的发展模式约束下，一旦汇率失去了竞争力，就将导致出口导向型的主干产业面临衰退的风险。所以，中国选择调高准备金率的数量调整方法，是考虑到海内外不确定因素后，众多解决方案中一个迫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当人们真的开始理会政府这一谋略后，也许市场很快就会出现理性的反弹。

　　显然，这种“过度反应”的分析也有一定学理上的漏洞。因为当天市场的交易量并没有放大，价格下跌也许只不过是市场的一种情绪宣泄！

　　一方面，市场参与的各个主体，都意识到至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和治理机制来保护投资者自身的财富，当然也就没有准确的、能够指导获利和抵御风险的市场价格信号，因此，无法形成正确的投资和消费预期，只能跟随政府决策的导向“漂泊”。尤其是当市场摸不着方向就会形成一种合力来“保护”自己，甚至，通过增加自己这种跟政府的博弈能力，来影响“政策市”的走向，比如，机构大力的抛盘，有意使股价尽快地逼向政策支撑点。

　　而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政府也感到不断膨胀的市场压力，如果完全不顺应市场“潮流”，就会影响政府借助资本市场的繁荣来深化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战略！于是，中国的这种“政策市”模式，就将成为决定中国股价走势的内生机制，由此会大大增加所有市场的参与主体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股市容易出现追涨杀跌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