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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四十年】理想主义者俞敏洪

2018-10-28 19:13:20 和讯名家 
【风云四十年】理想主义者俞敏洪
  “风云四十年”系列

  1978-2018,风云四十年。四十年中,青云之上,明星企业起起落落;聚光灯下,风云人物几度沉浮。他们中有些人留在了史册上,有些人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格隆汇精心选择了过去四十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批经济人物,来分析他们的偶然与必然,分析中国、中国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偶然与必然。这一系列中的每篇文章既不幽默,也不八卦,读来甚至有沉重的压抑感,但恰恰是这种专业且深刻的反思,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所需要的,能令我们趔趄前行的疼痛的清醒。

  “风云四十年”系列,格隆汇每周日隆重推出,敬请期待。

  美东时间10月23日盘前,中国教育股龙头新东方公布Q1业绩: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0%,但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了22%。当日,新东方股价下挫近16%。实际上,今年以来,新东方股价已经打了4折。(新东方个股分析情况详见10月24日的格隆汇文章《新东方,不败?》)

【风云四十年】理想主义者俞敏洪
  除了经营方面的一些原因之外,新东方业绩下滑与今年的中国政策也有密切关系。

  今年2月,四部委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整顿,意在加强培训机构监管。8月22日,公务员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简称“80号文”),规定8点30分之后禁止补习、预付周期不超过3个月、生均校舍面积不超过3平米等,还在批准层级、网点扩展、培训内容、管理部门职责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规范意见,堪称“史上最严”。

  作为中国教育领域的旗帜型企业,新东方在新政面前可谓首当其冲。对此,一向以观点新锐著称的俞敏洪打了一个标准的太极,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对媒体说:“这是一个战略选择问题。审议稿最引起关注的是对非营利教育的限制性管理。1-9年级义务教育阶段杜绝任何营利性资金进来,考虑到教育本身有政治属性,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国家下定决心要做非营利教育,杜绝一切营利性教育,纯而又纯,也是件好事。这样也断绝那些要在1-9年级做营利性教育的想法。”

  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表态,它并不能提振新东方的业绩,但好在俞敏洪对于股价的涨跌一向想得开。去年4月25日,新东方总市值首破百亿美元,那天晚上,俞敏洪给新东方管理层发了一封内部信。他写道:“我还是那句老话,股价并不能表达新东方真正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体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体现在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和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情中。”而就在“80号文”发布之前不久,俞敏洪在第三届康奈尔北京峰会上说:

“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时代,我们依然要做确定的事情。”

  俞敏洪这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胸怀,在中国企业界相当少见,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某种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俞敏洪这个人。

  1

  俞敏洪于1962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葫桥村的一户普通家庭,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是妇女队长,姐姐是当地的赤脚医生。他初中毕业后并没有读高中,而是回农村去了,因为当时的政策是贫下中农子女一家只能有一个人上高中,他们家的名额给了他姐姐。

  据俞敏洪自述,他从小到大在学习方面的能力都不突出,成绩一般都是在班级二十名前后徘徊,从没有人期待他能够成为学霸。和马云一样,他的强项也是英语,高考也考了三回,后来也做了英语老师,不过他是在北京大学做老师。

  那个时代的俞敏洪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他的物质欲望很低,生活上只要饿不死就行。他的日常就是在北大讲课,而课时并不多,所以工作很清闲,清闲的时光就用来读书,钻研学问。对于这种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学识上的进步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比物质上的富足带来的愉悦似乎更重要一些。于是,他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过了好几年既清贫又安逸的日子。

  起初俞敏洪住在地下室里,后来北大给他安排了一间八平米的宿舍,有窗,这让他兴奋了很久,心里暗暗打定主意要在北大努力工作一辈子。

  本来按照正常剧本,俞敏洪应该在北大好好教书,写论文,熬资历,从讲师熬到副教授,从副教授熬到教授,然后白发苍苍的俞教授凭借着等身的著作,在学术圈占下了一席之地。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而改变了方向。

  2013年,陈可辛导演拍了一部大火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黄晓明在里面饰演的“土鳖”主角成冬青,其原型就是俞敏洪。在电影里,成冬青有过一段失败的爱情,后来女友远渡重洋离他而去,最终激发了成冬青赚钱的欲望。

  现实中的俞敏洪倒没有被女友抛弃,但是当女友变成老婆之后,他那种既清贫又安逸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在俞敏洪口述作品《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中,他用故作轻松而又无可奈何的笔调语焉不详地回溯了那段往事:

  “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者很失败。”字里行间的酸楚让人不禁莞尔,那时候他究竟有多少个夜晚是在八平米宿舍的门口度过的。

为了讨老婆的欢心,俞敏洪只好准备出国,但是当时申请留学需要一大笔开支,而他根本没有钱,于是只好在校外的英语辅导班兼职授课。
  为了讨老婆的欢心,俞敏洪只好准备出国,但是当时申请留学需要一大笔开支,而他根本没有钱,于是只好在校外的英语辅导班兼职授课。

  在电影里,成冬青校外兼职的事情被北大发现,于是被校方开除。但俞敏洪校外兼职的事情系里早就有人知道,不过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只是后来俞敏洪不懂“江湖规矩”,居然在北大刷招生广告,并在北大食堂租了场地开课,终于触及了系里的利益。北大西语系在校内也有培训班,俞敏洪公然抢地盘,这让北大忍不了,于是记大过处分。

  俞敏洪觉得,记大过之后,自己这辈子在北大都抬不起头了,日后无论是评职称还是分房,处处都要受人排挤,于是他权衡利弊,决定还是辞职算了。辞职给俞敏洪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家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即便是在江阴市葫桥村这样偏远的地方,北大讲师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是万众景仰的铁饭碗,从北大辞职这种事,俞敏洪的母亲简直不能接受。

  1991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在郊外租了农民房,他老婆杨桂青给房东孩子做家教抵房租,他就在社会上的培训学校打工。日子艰难的时候,他常常幻想,要是没从体制内出来就好了。

  在中国,“体制”是一种神奇的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世界,从体制外走进体制内的人少之又少,而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人也不多见。往好处说,这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但体制外的生存之难也是体制内的人永远不会懂的。那位专损体制内相声的德云社帮主郭德纲曾在台上很动情地说:“那时候我恳求他们收留我啊,但凡一个有文化的人说‘让他来,留着手底下当个马仔’,我就认投了啊!”

  俞敏洪也曾经想过认投,但是无处可投,所以只好拿着刷子在电线杆上刷小广告招生。为了争夺电线杆上的广告位还跟人打过架,为了请警察出面解决,喝酒喝到进医院。

  2

  1993年,俞敏洪自立门户创立新东方。不得不说他还是很有商业能力的,他依托东方大学的办学资质,充分利用自己前北大教师的名头,靠酒量威震电线杆广告江湖,又靠免费试听课程横扫了京城英语培训圈。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其实是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

  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改革开放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人想出国留学,有人想出国经商,有人干脆就想直接移民美国

  而当时国家教委给出的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改进公费出国留学的选派工作,动员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这种与时代非常契合的开放政策直接掀起了一波出国热。

  要出国就得懂英语,特别是口语流程,所以英语培训切中了时代痛点。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俞敏洪把握住了机会,开创了用演讲的方式来搞英语培训的先河。1995年,新东方学生达到15000多人,多到俞敏洪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俞敏洪当初本是想通过搞培训赚点钱让自己出国留学的,但是培训越来越火,自己出国留学的事却越来越远了。1995年,他带着一大笔钱去美国同学面前“炫富”,终于把徐小平王强两个老同学拉了回来。据说,王强当时在美国其实事业进行的相当顺利,但当王强陪着俞敏洪在大学里散步时,居然有许多中国留学生认识俞敏洪,这让王强非常吃惊,他完全没有想到当年在学校里毫不起眼的“土鳖”俞敏洪居然还是一个名人。俞敏洪走后,王强想了几天几夜,最后决定辞职回国,因为他忽然发现,当时的时代性大机遇并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1993年到2000年,出身草莽的新东方在时代浪潮推动之下蓬勃发展,七年间学生人数从3500人次发展到了25万人次,增加了70倍。其中1995年到1999年,每年增长人数都超过100%。

  新东方的火爆还意外催生了一个神奇的群体——新东方老师,这一切都是因为俞敏洪在新东方推行的“怪异”制度。

俞敏洪认为,许多英语系的教授本身的学术能力无疑是优秀的,但是他们并不擅长授课。实际上这种老师在中国多得是,他们习惯于把有意思的东西用最没意思的表达方式讲给学生们听,结果授课效果很差。于是俞敏洪希望新东方老师们都成为演说家,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来上英语课。为了保障这个理念能被贯彻执行,新东方学生享有一个特权——可以把你们认为讲课不合格的老师轰走。
  俞敏洪认为,许多英语系的教授本身的学术能力无疑是优秀的,但是他们并不擅长授课。实际上这种老师在中国多得是,他们习惯于把有意思的东西用最没意思的表达方式讲给学生们听,结果授课效果很差。于是俞敏洪希望新东方老师们都成为演说家,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来上英语课。为了保障这个理念能被贯彻执行,新东方学生享有一个特权——可以把你们认为讲课不合格的老师轰走。

  尊师重道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学生轰走老师是典型的“无礼”,但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学生是消费者,老师提供的是知识服务,新东方坚持要彻底执行市场化原则,结果就把自己搞成了中国教育界的泥石流。

  宋昊假冒俞敏洪大学室友前来应聘,把俞敏洪都唬住了,以为自己得了健忘症;钱永强为了毛遂自荐,把俞敏洪堵在车里,非要争取一次授课的机会;盗卖走私车的罗永浩给俞敏洪写万字求职信获得了面试机会;李笑来躲在出租屋里死憋着读书应考TOEFL和GRE,不为出国,只为去新东方求职。

  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后来都成了新东方老师。

  出身体制内的俞敏洪深知体制内的弊病,他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为新东方招募了一大批英语口语极好的牛人。这帮人不但成为了新东方的名师,后来还成为各个领域的创业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东方成了中国创业者的培训基地之一。

  “英雄不问出处”只是俞敏洪的独门招数之一,更重要的招数是远高于行业标准的薪资。

  2000年前后,北京房价5000元一平,而新东方名师的税前年薪高达百万,这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极少数外企职业经理人才可以相比。2001年,罗永浩就是用百万年薪来说服发小李笑来的,他对李笑来说:“如果一个民办教师年薪百万都不算有前途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李笑来赶到北京,在人民大学附近租了间房子,在那里憋了一个夏天。

  俞敏洪敢给高薪招牛人是有底气的,当时新东方一个班有近500名学生,即便付出这样的高薪资,新东方毛利率也高达60%。

  俞敏洪的成功激励了很多新东方老师,但是也让罗永浩、李笑来们产生了错觉,今天罗李二位虽然赚到了钱,但事业却搞得一地鸡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教育和传销虽然有些神似之处,但毕竟不是一回事。

  3

  1995年,王强提出了“美语思维”的概念,还精心编了一套教材,准备回国做口语听说班。俞敏洪在北大南门的中成大厦给他弄了一个50平米的教室,结果第一期只来了10个学生。但是王强个人能力超强,口语听说班后来办的相当成功,原来设计的一个班是20个人,后来扩充到500人,每人交500块学费,于是王强成了新东方教学的一把好手。同年回来的徐小平不擅长教这些课程,俞敏洪让他开班专门讲述办理美国签证的技巧,徐小平凭这个也在新东方做成了一块业务。

  三个合伙人,各自管一部分业务,利润自留,这种合作方式让新东方在“黄金七年”里野蛮生长,成为了中国英语培训领域的第一独角兽,但是2001年开始,新东方在管理上出了大问题。当时徐小平和王强都递交了辞职信。

  《中国合伙人》里,佟大为饰演的王阳在酒宴上落寞地说:“千万不要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创业做公司。”这句台词的语境指得就是2001年前后,新东方的那一段经历了。

  从前新东方看似一体,其实三分天下,随着新业务越来越多,分散的管理体制已经没有办法管理上规模的公司,内耗非常严重。

  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对俞敏洪说:“新东方是全中国最大规模的民办教育机构,远不止50亿市值。你要转型,要投资控股,你可以成为教育界的马云、乔布斯。”俞敏洪听了大吃一惊,50亿,这是他之前没有想过的数字。于是赶紧注册了公司,做了架构,整合资源,冲击上市。

  在股权分配问题上,矛盾来了,大家都不愿意交出自己手里的权力。股权分配问题停滞,工作上也受了影响,徐小平为了雅思项目和俞敏洪谈了一年半才谈下来。关于新东方内部的家族制管理体系也受到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俞敏洪想让母亲和老婆退出新东方,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但王强最后还是帮俞敏洪把原则最后落实了。

  2001年8月,新东方召开董事会,股东们纷纷对俞敏洪表示不满,大家都觉得他不擅长管理,结果后来他连董事会、股东会的会场都进不去。那段时间股东们轮流管人,俞敏洪什么都不说,夹着教材去上课,在新东方成了普通教师。后来大家发现,个人主义太浓厚的人不适合做管理,这个队伍谁都带不好,最后还是把俞敏洪请了回去。俞敏洪推行了股份制管理模式,俞敏洪占45%股份,徐小平王强各10%。

新东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结束了,但新东方也成功地在美国上市了。
  新东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结束了,但新东方也成功地在美国上市了。

  4

  最近几年,俞敏洪更多的时候是活在演讲台上的。他口音很重,发音怪异,大学时代还曾因此感到自卑,但是现在,他是中国最知名的演说者之一。

  关于教育话题,他是经常谈起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真正让他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人物的演讲却不是这些学制教育的主题演说,而是更大意义上的教育话题。

  2017年12月17日,俞敏洪在北京大学光华学院论坛上做了一番关于中国未来的演说,将他平日里在其他演说中碎片化地提及的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做了一个集合。

  俞敏洪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有很多成就,但是很不充分。我们现在正处在半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制度建设层面、思想建设层面、企业发展层面都刚好做了一半,中国未来的繁荣需要我们在未来三十年里做好后面的一半。”

  俞敏洪在演讲中金句频出。比如针对光华学院提出的“新思想,新时代”主题,俞敏洪认为:

  “思想无所谓新旧,只要能让国家繁荣,人民富强,就是好思想。”他认为,当前中国的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而现在有些领域的思想就好像在沿着铁轨往前走,不能突破,比较单一。尤其是在企业发展领域,在企业和制度结合的领域,应该更加大胆一点。

  在谈到体制问题时,他说:“

  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鼓励真正的人才流动。比如因为种种原因,现在要鼓动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像‘92’派那样下海创业极难。在很多领域,特权的参与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如教育领域,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是两个领域,公办教育退休的人民办学校加一倍工资他都不愿意来,因为这些老师在公办学校退休之后,享受的福利待遇比民办大学和中小学的老师待遇好很多,这样就导致了真正的教育资源流动变得不可能。”

他还尖锐地指出了社保双轨制体制的弊端。因为双轨制,所以无数人待在公务员体制内不动,这样的双轨制保障体制和福利体制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当代一帮年轻人喊着创新创业,但是大部分人的创业都失败了,大部分资本都打水漂了,这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
  他还尖锐地指出了社保双轨制体制的弊端。因为双轨制,所以无数人待在公务员体制内不动,这样的双轨制保障体制和福利体制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当代一帮年轻人喊着创新创业,但是大部分人的创业都失败了,大部分资本都打水漂了,这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

  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大部分政策指向了民间力量的开放,政府允许民间尝试和探索,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只要能够调动民间的所有力量,并给予制度、安全、发展上的保障就够了,剩下的事情交给老百姓(603883,股吧)干就好了。

  他也代表很多人说出了社会普遍的心声。他说:“

  我特别害怕中国出现各种各样一刀切的模式。最近北京发生了三件事情,我想相信从上面的领导本意是好的,希望北京更安全,希望蓝天更美,也希望北京的天际线更美,但是从上往下的管理模式直接导致了下面执行的时候既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也没有考虑到老百姓情感上的关注。”

  他还强烈建议政府,应该给民间逐步探索的余地。他说:“新东方到美国上市的时候,我跑了很多部门,都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他们说,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不能上市,我们也不觉得在美国能上市。有一个领导说,你别拜访我了,你去吧,出了事你自己承担责任,不出事就是你的运气来了。”后来的事实让我们看到,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之后,带来了中国民办教育的繁荣。

  俞敏洪说:“政府只要明确大方向就行,我们心中都有大方向,比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放手让民间力量探索,有的时候民间力量其实更加能形成和政府的合力,有的时候政府要允许一段时间的混乱存在。中国有古话叫‘乱中取胜’,只要不颠覆社会发展的基础,我觉得背后的其实就是某种活力。要允许突破,一旦有突破和创新提高,最后惠及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中国大众和中国的社会。”

  在谈到高科技时,他说:“只有把高科技和制度结合,才能使高科技为中国社会的突出稳定做贡献。

  企业家的心态决定高科技的研发投入。今天大量的企业家,钱要不就是存起来,要不就是投入到短期领域,没有把钱投入到长期的研发中去。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企业缺乏一种长久以来的安全感。在几个月以前,中央发布了支持企业家创新的文件,让所有的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样的文件一个月发一次都不为过。

  另外,政府和企业在支持高科技时,一定要区分伪高科技和真正的高科技研发。我发现不少人打了高科技的牌子到地方圈地,高科技产业园荒废三到五年。企业没有高科技研究,打着云计算的牌子,税收会减免,最后做的是房地产倒卖的生意。

  我建议政府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对企业的税收应该降一降,让中国企业有更多的钱投入高科技发展。另一个是企业的劳资关系要重新进行政府的界定,让我们跟员工能混得更好,而不是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跟员工打官司上。”

  那一段时间俞敏洪在网络上很是火了一把,但今年以来,他的演讲锋芒收敛了很多。比如前不久他在南昌演讲时虽然忍不住说了一句:“有些中国企业不争气,比如说中兴,我曾经买了中兴的股票,结果现在差不多亏光了,更加要命的是中兴这样的科技企业,在科技研发中的投入十分不足,中国企业在科技领先方面超越美国,还有待时日。”然后赶紧打住,改说了一通中国企业家要与时俱进,洗心革面,高瞻远瞩,共度时艰的话。

  5

  结语

  在大多数人眼中,俞敏洪是一个底层逆袭的典型,但其实并非尽然。

  他早年成绩确实不太好,但他是一个韧性超强的人。在学习方面的一个直观表现就是:他的词汇量极大。在《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和学生聊天时悠然地说了一句:“大家知道,我的词汇量还可以。”其实何止是可以,俞敏洪巅峰时期词汇量达到7万多,这个词汇量已经可以秒杀很多以英语为母语的英文学者了。另外,在大学期间,俞敏洪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一年,那一年他在北大读了600多本书,这使得他在大学毕业时的思想深度超越了许多同龄人。大学毕业后,他还保持了每年至少读100多本书的好习惯。

  在学习方面,俞敏洪当然不是一个像流川枫那样的天纵英才,但他像火影里的李洛克一样努力。凯老师说过:“李啊!你其实也是一个天才,你是一个努力的天才。”所以俞敏洪经常说:“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等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这心态也是没谁了。

  俞敏洪大体算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第二代企业家。与第一代企业家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抓住时代机遇,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与第一代企业家不同的是,他确实读书多,这使得他对于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界的种种问题有更深刻地认知。

  这里我忽然想到罗永浩。老罗从新东方走的时候曾经失望地说:“原来以为新东方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一起工作的地方,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业机构。”罗永浩说这话说明他其实并不了解俞敏洪。俞敏洪在商业上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如果新东方赚不到钱,那么大谈理想是毫无意义的,最终所有的理想都会风流云散。最近理想主义者罗永浩又遇到了一些麻烦,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能够有一点理解以前的俞敏洪了。

  但是俞敏洪其实骨子里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在赚钱方面并没有特别极致的追求,他是不会有什么首富情结的。

  在富裕了之后,他更多地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这一点可能是当前中国企业界最稀缺的精神。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港股那点事。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责任编辑:娄在霞 H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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