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不兑现，核心接连离职，国融实控人侯守法被指失信监管层

　　创业团队成员陆续离职，国融基金面临无专职总经理、无分管投研部门高管、无分管市场部门高管的“三无”窘状。

　　文/卢一

　　7月31日，国融基金发表公告称，基金经理田宏伟已于前一日（7月30日）因“个人原因”离职。

　　作为基金经理，田宏伟此前曾同时管理5只基金，而国融旗下基金总共也不过6只。

　　而且，作为国融基金创业团队的一员，田宏伟的职务并不只是基金经理，他同时还担任总经理助理及投资总监。

　　至此，国融基金几位主要创业骨干已全部离职，包括首任董事长丁险峰、首任总经理李宇龙及首任投资总监田宏伟。

　　其中，丁险峰离职的时间是2019年1月31日，李宇龙则是2020年7月17日。

　　丁险峰离职之后，国融基金实控人侯守法亲自上阵，先是在2019年7月从证监会获得基金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然后在同年9月亲任国融基金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待李宇龙离职之后，侯守法又不得不代任总经理之职。

　　那么，这些创业骨干为何纷纷离职，实控人侯守法又为何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

　　“主要原因是实控人侯守法不信守承诺，迟迟未落实其在公司成立之初对证监会许下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一位知情内情人士说。

　　据这位知情人士透露，国融基金首任董事长最近已经向公司实控人侯守法发出《提醒函》，提醒后者不要忘记曾经承诺“在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之内落实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敦促其“切实履行对监管部门的承诺”。

　　工商资料显示，国融基金成立于2017年6月，初始注册资本1亿元，原始股东国融证券股份公司（下称“国融证券”）与上海谷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上海谷若”）分别持股51%和49%。

　　国融证券成立于2002年4月，北京长安投资集团公司（下称“长安投资”）实际持有其71.33%的股权。由于侯守法又实际持有长安投资100%股权，因此，他同时是国融证券及国融基金的实控人。

　　上海谷若成立于2016年2月，是国融基金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公司。

　　2017年1月17日，北京长安投资法定代表人侯守法在一份对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落实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股权激励的承诺》中，确定了上海谷若“作为国融基金未来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公司”的性质。

　　这份《承诺函》同时确认，长安投资“持有上海谷若90%的合伙份额”，其“持有的合伙份额拟作为国融基金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的主要来源”，并且承诺“自国融基金成立之日起三年内，将根据届时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落实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然而，截至2020年8月3日，国融基金成立已三年有余，侯守法对证监会做出的上述承诺仍未兑现。上海谷若的股权结构仍是长安投资持有90%股权，北京长安德瑞威投资公司（下称“长安德瑞威”）持有10%股权。

　　由于长安德瑞威是长安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侯守法又实际持有长安投资100%股权，因此，上海谷若实际上为侯守法全资所有，与国融基金的员工毫无关系。相关公司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数据及图表皆来自企查查）：

　　由于国融证券持有国融基金51%股权，而侯守法又通过长安投资持有国融证券71.33%股权，因此，加上其通过上海谷若持有国融基金49%的股权，侯守法实际持有国融基金的股权比例高达85.38%。股权关系图如下（数据及图表皆来自企查查）：

　　事实上，根据Wind资讯，即便是在17家“个人系”基金公司（即公司股东主要由自然人组成）中，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也不过65%。

　　据了解，按照最初的设计，国融基金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覆盖对象是二级部门负责人级别及以上员工。由于股权激励计划迟迟未能落实，多位高管和业务骨干相继离职，仍在留守的所剩无几，公司现在面临着无专职总经理、无分管投研部门高管、无分管市场部门高管的“三无”局面，人心浮动。

　　一位已就职某头部基金公司的离职员工吐槽说，公司成立后不久，侯守法曾单方面提出一项让管理层猝不及防的实施股权激励的条件，即公司成立一年后，资产管理规模达到300亿元，“行内人都知道，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因为意识到侯守法不可能遵守当初许下的股权激励承诺，2019年1月底，即公司成立一年半之后，首任董事长丁险峰离开了国融基金。其后，董事长一职由总经理李宇龙兼任，直至2019年9月，侯守法亲任董事长。

　　不过，“侯守法继任国融基金董事长后，对基金公司的发展无任何明确的战略方向，给管理层下达不切实际的经营任务，没有任何的激励机制相配套，迟迟不履行有关员工持股的承诺，于是基金公司高管及参与公司创业的骨干员工纷纷离职。”

　　2019年5月，德邦基金原总经理助理黄向武被聘为国融基金副总经理，但只过了9个月即离职。在此之前，2019年3月，原中邮基金副总经理张静被聘为国融基金副总经理，也是只过了9个月就离职。

　　“高管层的频繁变动，让这个2017年成立、发展势头良好、一度信心满满的基金公司，几乎沦为行业末尾。”上述知情人士不无遗憾地表示。

　　根据公开数据，2019年上半年，国融基金共计发行4只基金，发行规模为15.43亿元，在基金公司中排在第54位。但是，侯守法亲任董事长之后，因为高管变动频繁，以至于自2019年上半年末至2020年上半年末，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成立了一只基金。反观同年同月同日成立的博道基金，同期却成立了7只基金。

　　Wind资讯显示，截至2020年上半年末，国融基金旗下共有6只基金（仅指主基金），公募规模仅有4.10亿元，在基金公司（含持牌券商资管公司）中排在第134位（倒数第8位）；同期博道基金公募规模为73.37亿元。

　　根据前述知情人士透露，李宇龙、田宏伟的离职导致基金持有人大笔赎回份额，截至7月31日，国融基金公募规模已降至1.75亿元，较一个月前缩水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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