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海外掘金非坦途，金融科技出海需避“六大坑”

“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出海金融科技机构需注意防范涉恐、涉毒的支付和融资风险，一旦被列入金融制裁名单，就会被迫退出国际支付体系，因此须特别关注支付业务的合规性。”9月16日，在新金融联盟举办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海外业务布局与挑战”内部研讨会上，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提示。

与会嘉宾深入探讨了金融科技出海的机遇与挑战、难点与对策。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洪丹毅、天星银行行政总裁胡伟、信也科技首席执行官李铁铮、萨摩耶云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林建明、马来亚银行宏观经济研究总监郑宁作主题发言。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张晓君，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卓作主题交流。

会议由新金融联盟秘书长吴雨珊主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提供学术支持。来自金融科技公司、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等68家机构的102位嘉宾通过线上线下参会。以下为部分精彩内容。

研讨会现场

海外掘金商机巨大

“遍地是黄金！”刚刚从巴基斯坦结束考察的林建明喜不自禁，原因是此行让他嗅到了金融科技在海外的巨大商机。他抛出数据，金融科技在全球的发展非常不平衡，虽然已有89%的用户拥有手机，但44%的用户从未使用电子支付。比如，在巴基斯坦超过99%的人采用现金支付，而类似巴基斯坦这样有待填补的金融需求“洼地”还有很多。

“全球有15亿成年人未开通银行账户，开通了账户的28亿人当中，有相当数量的用户余额不足、且没有信用卡。”林建明说，目前，金融科技的收入仅占金融收入的2%，但科技即金融，未来会有很大增长空间。据波士顿咨询预测，到2030年，亚太地区将成为最大的金融科技市场，金融科技收入将增长6倍。

“中国金融科技在全球的领先优势是我们拓展海外业务的基础。”李铁铮说，近十余年，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迅猛，而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国，无论是移动互联网还是电商基础设施，都落后于中国5-10年，这为中国金融科技出海提供了发展契机。

在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出海的征途中，东南亚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这当中印度尼西亚最热门，其次是菲律宾与越南；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国家，金融科技发展需求仅次东南亚。

黄卓表示，相较六年前第一波金融科技出海热潮，中国金融科技出海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同企业开始采取差异化竞争战略，出海目的地也更多元，非洲和南美国家也成为科技企业积极探索的新兴市场。

黄卓观察到，移动支付、消费金融、信用贷款、理财等领域发展较快，而便利化的数字生活工具、跨境金融及金融安全领域有较大发展空间。在香港，互联网银行有三大机会，胡伟介绍：一是数字化运营机会；二是跨境商贸服务机会；三是用户体验提升。郑宁表示，传统主流金融机构不能够满足老百姓(603883)需求的国家，或许是金融创新企业的沃土。

出海需避六大坑

“东南亚由11个不同国家组成，经济条件、数字基础设施、监管体系、金融意识均处在不同阶段，要全面渗透不同国家的市场并非易事。”郑宁表示。

李铁铮则更是充满危机感，“与其看出海机会是否足够大、足够好，更重要的是看最终我们有没有机会活下来，想赢之前要搞明白怎么能不输。”

金融科技出海绝非坦途，要想分得海外市场的“一杯羹”，出海企业需步步为营，尤其应关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掣肘的挑战。

洪丹毅表示，出海会面临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掣肘，不同于国内金融科技底层设施的完备，国外很多地方不具备数据库能力，而当地监管则要求金融持牌机构自己做好用户身份识别，要么寻求市场上的提供者，要么自建相关能力，这使得出海第一步就要做很多前瞻性的投入。

二是监管环境风险。

在任何一个市场，相同的是，都必须尊重监管、熟悉监管，在监管框架内进行金融科技创新；不同的是，各个国家的监管尺度不一，而缺乏明确规则，容易走向野蛮生长和任意规制的两个极端。

“监管环境健全与否，对出海企业而言是双刃剑。”郑宁表示，有些市场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还在形成中，主要以来负面清单来管理，一些企业抓住机会进行监管套利式的发展，但却无时无刻担心政策变化会令其前功尽弃。“企业应该选择监管严格、规则明晰的市场环境，这对企业自身长期健康发展是一个保护。”李铁铮说。

三是宗教文化风险。

张晓君提示，金融科技公司在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具有多元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地区运营时，要充分考虑宗教文化合规风险，了解并尊重当地宗教信仰、文化传统。

“伊斯兰教不允许利息存在，所以在产品设计上需要规避。有意思的是，他们虽然自己不可以收他人的利息，但允许交易环节中由别人收别人的利息。”林建民说。

四是地缘政治风险。

李礼辉表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局过于动荡，江山易帜，有的投资可能就打了水漂，代价不菲。

李铁铮说，印度市场非常大，但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在拓展印度市场的过程中几乎全军覆没，这背后就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中美地缘政治压力下，未来更多国家在面对政治属性选择时会采取怎样的态度，也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敏感，做好预测和预案。

五是法律风险。

“金融科技出海，需要重视超越边界的司法。虽然业务未必在美国，但只要被视为关联或有最低限度关联，美国司法管辖就可能会超越其它国家的主权边界，执行长臂管辖政策。”李礼辉表示。

“切断国际支付的清算渠道和融资渠道，是美国最具威慑力的制裁手段。”李礼辉说，美国构建了事实上的金融霸权，其SWIFT系统可查所有金融机构间的交易和支付情况，利用SWIFT加上美元大额清算系统，对目标国家机构以及个人实施金融制裁。

六是税收风险。

是否做好了税收筹划，对税后利润有很大影响。毕马威合伙人张豪指出，很多出海企业不太关注机构架构设计，一旦盈利，税务问题就会显现。

她举例说，有中国主体在某国持有金融科技公司，在周边国无实体但又从中获取了营收，且未向周边国交税，其风险堪比“裸奔”，因为税收看的是收入来源地，不仅仅是主体设在哪。另外，有的金融科技公司将成本中心设在国内，利润中心在国外，这并不能规避国内税负，国内税务局只要启动双边关联交易检查，海外合理利润就会被要求在中国交税。

因地制宜发展海外市场

虽然面临多重压力和挑战，海外市场依然前景广阔。金融科技公司应积极应对既有或潜在的风险和挑战，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

“出海企业不能拿着中国金融科技模式的‘锤子’，满世界找‘钉子’，应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和需求来制定发展策略。”黄卓教授说，监管套利不可持续，金融科技企业应立足合规，追求规模成长红利，解决痛点需求，用技术和服务来抢占市场。

面对政治、法律和社会风险，张晓君建议建立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许多风险问题都具有共性，金融行业又与贸易等行业息息相关，因此将预警体系建设工作纳入统一大平台更为有效。”

李礼辉指出，出海企业须了解国内外的法律差异，主动适应不同国家的法律环境。东南亚国家法律规范严格，但新兴国家法治环境不够完善，很多地方“人治高于法治”，与当地政治、经济强势人物建立密切关系，通常有利于争取行政支持，也有利于妥善解决商务纠纷。

李礼辉还提示企业要重视舆论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知名公关公司很有影响力，处理舆论危机专业、高效，应未雨绸缪与之建立业务合作关系。

多位嘉宾认为，不同业态合作非常重要，有助于提高出海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抱团出海，共同塑造中国出海企业良好的口碑和形象，也将更好地推动中资企业在海外健康长足的发展。

（文| 余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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